朱敏姜德明的书籍世界

姜德明先生

姜德明的书籍世界朱敏姜德明,年出生于天津,“家在南北运河间”,年进入北京新闻学校学习,年分配至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年离开这个平生热爱并工作数十年的岗位,主持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工作,退休前担任该社社长职务。他痴迷于中国现代文学书刊的收藏,所藏甚丰,是继唐弢之后国内最著名的现代文学收藏家之一。他热衷于书话和散文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过散文集《南亚风情》、《清泉集》、《雨声集》、《寻找樱花》、《绿窗集》、《相思一片》、《王府井小集》、《与巴金闲谈》、《不寂寞集》、《闲人闲文》、《人海杂记》等十余本散文集,书话集有《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活的鲁迅》、《燕城杂记》、《书廊小品》、《余时书话》、《梦书怀人录》、《书摊梦寻》、《流水集》、《文林枝叶》、《姜德明书话》、《书坊归来》、《文苑漫拾》、《守望冷摊》、《猎书偶记》、《新文学版本》等近二十本。此外,他还编有多种图书,其中由他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两辑十六本,在我国当代书话史上出版较早、规模较大、影响颇广。中国新文学书刊诞生距今虽不足百年,但在战火的吞噬和人为的破坏下,遭到的损失却几乎是毁灭性的,许多老版本至今难以寻找,大量的资料也随之湮灭,不仅给普通读者带去了阅读的遗憾,更给现代文学研究者造成极大不便,留下了许多难以解答的疑问和难以弥补的知识空白。作为“坐拥书城”的大藏书家,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籍世界以及由此构筑的精神空间是令人羡慕和无限向往的。有幸的是,姜德明有意识地创作了大量书话作品,为我们开启了领略他的书籍世界的大门,并能从中略窥他进行新文学版本及史料学研究的经纬。(一)“往日风景的寻访者”·藏书之始姜德明与新文学书籍的结缘可谓早矣。他小学时即在父亲的纸店收购的废纸堆中接触到不少新文学期刊。有一次,纸店内论斤称来一批新文艺书,书上都签有“长君”的名字,同时还有一个日记本,字体与书上的签名相同,应该是这批书的主人所写。“日记里记着主人与一位家庭教师的关系,感情委婉,且含伤感,我怀疑这位‘长君’是位少女。因而产生一连串的联想,那教师后来是走了,少女追随而去了呢,还是被迫远嫁?也许少女终于忧郁而亡?……”[1]那个日记本他保存了多年,后来还是扔了,那时的种种联想,大约也不过是一个少年的青春幻想罢了,但这件有趣的小事及其引发的好奇,却给姜先生日后喜欢“搜罗残丛”埋下了种子。少年时代最初开始“寻觅可谓读物”是在天津旧城北门西的旧书地摊,而他最常光顾也最常念及的是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多么诱人的绕场一圈的旧书摊啊!那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第二课堂。”那里成了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去处。作者坦言自己正是从那些旧书摊上开始爱慕知识、爱好文学、喜爱藏本的。但那时他的阅读和购买大概还不成章法,也没有专门的收藏范围。他曾在文章中说起自己当年在天祥商场的书丛中看见鲁迅、巴金、老舍等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格外兴奋,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亲近许多,遇到便宜的也会买上几本;在另一篇文章中,姜先生说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书店“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自己便“莫名其妙”也跟着买了一本[2]。可见,少时的姜先生买书多少有些随意和盲目的。年,姜先生读到了林辰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引起他对鲁迅及新文学版本的兴趣[3]。那时他19岁,正是一个人性情志趣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大约是他专注并着迷于鲁迅及新文学版本,并逐渐明确自己藏书范围之始。他还先后读到郑振铎、阿英、唐弢等的书话,“知道书林深处神秘无穷,值得去探险”[4],特别是唐弢的书话,“好像送给他一份搜集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他承认那对他的藏书活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5]。年到了北京,姜先生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那里成了他在京最常光顾的淘书去处,他的藏书绝大部分也来自那儿;还有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等许多北京旧书肆的集中地,都留有他的足迹;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发现,姜先生到外地出差或是走亲访友时,也不忘去当地的书肆“搜寻”一番。可以说,藏书人的书都是这样费尽心力一本本积攒起来的,聚沙成塔,谈何容易。·藏书构成姜德明的藏书是从鲁迅和与鲁迅有关的新文学书刊起步的,这从他早期的书话作品论及的范围亦可看出。在此基础上,他的收藏、阅读和研究的视野又逐步扩大。总体说来,姜先生的藏书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他的书话也主要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有关鲁迅的书刊,包括鲁迅的著译、鲁迅参与筹划和编辑的书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等大量与鲁迅有关的书刊资料,这是他开始进行新文学史料研究的文献基础,也是他早期的书话谈论的主要对象。其次是与鲁迅同时代作家的新文学译著,也包括郭伯恭、李满红等无名文学青年的著作、名家作序、设计封面或签名的本子、装帧富有特色的线装本、毛边本,以及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那些印数不多的土纸本。他在《梦书怀人录》的代序中说:“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因此我也漏收了不少应收而终于未收的好书,现在后悔不及。”这话中有他的谦虚和当时经济条件限制的实情,但也多少反映出他早期藏书的倾向。第三类是文艺刊物,特别是那些老编辑、老出版人所编的刊物、文人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编的刊物和屡遭文网查禁的“短命”刊物。姜先生还曾介绍自己以前“口袋里没有余钱”时候的淘书“经验”:挑些无版权页、非正式书局出版的零本薄册买,这些东西通常不被书贩重视,定价极低。这其中就有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学生运动时期各大学印行的小书,“乃国民党的禁书,是急风暴雨中的产物,历史斗争的见证”![6]第四类是跨出新文学的范畴、有别于他的新文学藏书主体的“异藏”,且已颇具规模,包括有关梨园掌故、剧界名伶的书籍,以及有关民俗的书刊,比如近代写北京风物的竹枝词和笔记小品、记录“宫廷故实”的清宫词,还包括歌诀、儿歌一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姜先生为什么要“脱离本行”去收集这些东西呢?首先当然是觉得有趣,比如因为“新鲜,好玩”而买的《大清律例歌诀》。其实,这也显示着他的阅读趣味和藏书眼光。他自小在天津就喜爱看戏,对顾曲家们的论剧集自然也读之有味。况且,他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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